他的心里，时刻都没有忘记他的老对手，中共和红军，这几乎是他一生中的心腹大患。早在1923年，中共就已被他摈出了合作的圈子。那年，他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苏时，对苏联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仔细观察，他发现：“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以他的话说，“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他还发现。苏联对中国外蒙有野心。这更坚定了他不与苏联、中共合作的态度。不合作，那就意味着只有消灭，他的政治观点历来如此。因而从这一天起，当时还与国民党密切合作的中共和苏联顾问便成了他开始算计的潜在对手。日后，随着他在国民党中地位、权势的不断升高，他的这种观念日趋强烈，最后终于导致了他对共产党人的大规模屠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数年后，正是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走上了专制和恐怖的道路。历史捉弄了国民党，也把当时贫弱的中国更进一步引向了黑暗。
实际上，他早看出了中共潜在着一股不可遏制的发展势头。他并不怕那些军阀实力派，几年间无数次的较量，各路实力人物、英雄好汉都无一例外地栽在了他的手下，但唯有中共始终是他平起平坐的一个对手。他对各军阀远交近攻、重金收买的手段曾屡试不爽，但在中共面前却根本无法奏效。他明白这个具有自己的主义和信仰的组织如果发展下去，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的命运。所以他不惜冒着失去一切的危险，也要把这个强健的幼虎扼杀在摇篮里。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个月，他曾公开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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