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检察官的首席秘书、33岁的裘绍恒向法庭提出了实地调查的请示。他说：“我当时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我只想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是一个律师，我要维护民族气节和法律的尊严，我要依法办事。”他带了两个美国人来到南京，和地方法院配合，取得大量实证。最后，他还带走了大屠杀的幸存者伍长德和金陵大学的一个美籍教授。
1946年4月29日，千瘦而矮小的松井石根，失去了当年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南京时的那种武威。他低着头，在身材高大的盟军宪兵的押送下，与其它甲级战犯一起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检察官的起诉。
起诉书包括3类一共55项罪状。与松井石根有关的达38项。回到狱中，他反复读了几遍，在这一天的《狱中日志》上，他写了这样的话：
“南京事件仍同余相关之主要问题，然亦指责其他众多人员为共同责任者，而对作个人不特别予以追究，实为奇事。将来欲作为所谓杀人问题另行审议乎？要知，起诉书所述之内容，纯系推断，至于将以何种证据追究责任，应视今后审判之进行予以判明。须为适时进行辩解而作准备。”
松井石根充满了幻想，也充满了优虑。他是老资格的大将，他在谋划：该如何为南京大屠杀辩解？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受害者和目击者一个又一个地传唤到证人席上。松井石根惊愕了。金陵大学卫生院外科主任、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述说了他目睹的被日军杀伤的中国军民的惨象。约翰？梅奇牧师作为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主席，从人道的立场控诉了日军杀人、qg和抢劫的事实：
“日军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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