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噩梦中反复回忆着一九七三年夏天的那个恐怖的画面。
一九七三年秋天时候，有几个穿戴整齐的城里人来到村里找到我舅舅郑天良，后来我舅舅就成了全县回乡知识青年的榜样，报纸上登出我舅舅扎根农村，改造世界观的事迹，大部分篇幅用来赞扬我舅舅如何沉着冷静而又奋不顾身地抢救十二个阶级兄弟的，文章模仿《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节奏快，很有悬念，而且还有一些不实之词，诸如我舅舅对中毒者口对口地呼吸，还有背上了第一个中毒者后才让其他人跟着一起下去，我舅舅为此还找过县知青办，要求报纸上发一个更正。知青办的同志说此事不好办。
一般说来，只要报上宣传你在农村扎根了，那么你就基本用不着扎根了。这就像一个出院的病人大谈肺结核的时候，他就已经不是肺结核患者了，肺结核已成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舅舅郑天良被推荐上了“社来社去”的省机械工学院，当了两年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当然没有回我老家的公社，作为一个知青模范，他被分配到了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的朝阳公社任党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党委书记，时年二十九岁。
我舅舅作为一个乡村兽医肯定是优秀的，但作为一个党和政府的官员，其工作方式和c作手段当然应该与做兽医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兽医讲的是对手下的牲口要稳准狠，干净利索，一刀两断；而当官面对的是人，人是最伟大的，人同时又是世界上最难伺候的动物。当官似乎是运筹帷幄之间，决胜千里之外，不图一时之勇，不逞一时之能，以退为进，以进为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或太极推手，或借刀杀人，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或忍辱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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