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他当初是出于什么高尚的动机和伟大的理想，我只能从生命和亲情的本身来理解这件事，这使我在精神的幻灭中十几年如一日地持续失眠。
那一年春节过后，父亲瞒着我去县城找过一次舅舅，他带了五斤炒熟的花生和三斤糯米年糕，先是就我的无礼向舅舅道歉，然后求舅舅给我调换一个能拿到工资的单位，父亲说家里因母亲看病和办丧事欠了上万的债务，农药厂一分钱也拿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舅舅坐在那张仿冒的真皮沙发上对我父亲说：“不是我不想帮这个忙，而是我不能帮这个忙，全县有多少家庭困难、工厂效益差的职工，如果有权有后台的都解决了，老百姓怎么看我们。一个领导干部失去民心了，权力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舅舅的一通大道理说得我农民父亲哑口无言。
后来我知道这件事后，跟父亲大吵一仗。
吵完后，我就背着一卷行李到省城来谋生了，转眼已是十二年过去了。
我从此再也没见过我舅舅，也不想再见到他。
耿伟强是个预言家，我舅舅郑天良在副县长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二年，原地踏步，中途还到三省交界的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当了两年副县级的管委会主任，这足以说明他确实已经被时代淘汰了，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我舅舅居然连性命也被淘汰了，这让我很是糊涂，他怎么能和腐败挂上钩呢，受贿索贿的钱比胡长青还多一百多万，而且还有七八个情妇。
我不相信。
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合安县去调查了解事情的真相。看能否以我舅舅为素材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混点钱买口饭吃。
长途公共汽车汽车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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