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写字，床头枕下零散地摊着几页白纸和一枝铅笔。有时候，夜半梦中惊醒，或清晨半眠不清之时，便从枕下摸出铅笔，把脑中的胡思乱想涂抹到纸页上。无论纸页上那些断篇残简是笔记，是永无投递之日的信函，还是自言自语般的叙述与分析，无疑都是我的内部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的产物。 我的这一种自我分析和预感的强烈爱好，是与著书立说全然无关的。正像欧洲有一位秉性忧郁而沉思的名叫亚瑟·叔本华的人，他每晚都把上了子弹的手枪放在枕下，陷入他个人的庞大的悲观主义体系之中。这样一位总是叫喊“假如我是一个国王，那么我的第一个命令是——‘请别打扰我’的人，他枕下的手枪绝不是用来扰乱治安的。那是他心理平衡的一种方式。而我，不停地在纸页上涂涂抹抹的习惯，也是一种心理平衡的手段，它构成了我的生活方式。 回首望去，许多年前我从子虚乌有中产生的预感，在今天都得到了应验。 比如，十五年前，我根据自己的预感，写了一篇富于神秘主义色彩的貌似于侦探的。我所以说它“貌似”，是因为我那篇的推理方式和逻辑完全悖离了侦探的写作规则。十五年之后，一个深患幽闭症的叫做陈染的年轻女子才写出了第二篇这样的“侦探”。 那时候，我喜欢在精神领域对一切事事物物原有的规则和秩序，进行破坏性的支离分解和重新组合，我的语言也极其模糊不清，言说不可言说的一些什么。 这个貌似于侦探的，是写一个叫做郎内的人的故事。用第一人称写，所以“我”肯定与郎内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或瓜葛。结果，这个写完的第二年夏天，果真有一个叫做郎内的男人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在我那篇里虚构的一个公园中真实地见了面
第 10 部分(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