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的地方，在“摘牌”之前，党政主要领导原则上不得提拔和调动。也就是说，挂上“黄牌”后果不堪设想。最初，袁晋鹏觉得木已成舟，待来年再“摘牌”。谭阳春坚持做最后的努力，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思想，不惜代价疏通关节，看能不能绝境逢生。最后，袁晋鹏依了谭阳春的意见，找刘贞吉碰碰运气。
刘贞吉大脑转得飞快，他和市计生育委的领导接触少，不熟络。正儿八经地去说情，就怕他们打一顿官腔，事情办不了，反受奚落。该找谁呢？
袁晋鹏看刘贞吉沉默不语，估计他有难处：“刘老师，这个事情不好办，可我们在这里没几个熟人，只能找您试一下，您死马当活马医，能行当然好，不行就算了。”
刘贞吉若有所思：“你在师院和李中孚是一个班吗？”
袁晋鹏摇头：“李中孚在二班，我们不在一个教室上课，不过我们关系很好，都是文学社社员，经常一起聊天、吃饭。”
刘贞吉说：“那好。晚上邀李中孚过来吃饭，你们同学见个面，一起商量这事怎么弄。”
李中孚是袁晋鹏在晴川师院中文系读书时同学，写得一手好散文。他们常常交流心得，相互砥砺，惺惺相惜。毕业后，李中孚分配回家乡，在县一中做语文老师。两年后，调入县政府办公室做秘书。今年年初，又调到行署办公室工作。
晚餐安排在地委食堂。与地委的金字招牌比，食堂的条件有点寒酸。一栋陈旧的平房，里面用木板隔成七、八个小包厢。包厢里的桌子、凳子油漆斑驳，墙上挂几台电风扇，摇头时吱吱作响。
朱才良感叹道：“想不到地委领导这么节俭！
第11章 晴川攻关，朋友是最后的底牌(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