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税,亦无人敢敲诈勒索,我们跟着他一路,也占了不少光。只是对于他是为哪一位太监做事却是绝口不提,我们只是听说是一位鲁姓的太监。”
鲁姓的太监?大家不由开动大脑,思索起来。吴荣道:“莫不是两淮盐使鲁保【5】。”他是安徽人,对于两淮人物非常熟悉。一阵瞎猜,也没有结果,于是话题便转移了。
明代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到了明末,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自明中叶自然发展而来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被统治者们敲骨吸髓,已近夭折。抛开矿监、采办、文引、各种打点等不谈,仅就商税一项,统治者们就无所不用其极。一是数额大,明文规定只需要缴纳2万两的,张口就要20万两,如此几次,哪家企业还受得了,这20万两,连规定的2万两都未必能全额到朝廷的手中,更何况加派的18万两,造成肥权贵,而国家(公共服务)和小民(价值创造者)两伤的局面;二是名目数量多,在长江行驶一天,居然要交5、6次税。因此,保护伞就显得异常重要。有了保护伞,各种税费、贿赂就会省去很多。因为收取这些税费、好处的权力,是一级一级授权,最终是由最高封建统治者——皇上授权的。在明末大地上,四处行商的商人,大多是这些权贵的爪牙,而利润也大多进入权贵的腰包。这些权贵获得金钱,并不是投入社会再生产,只是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用严嵩之孙严绍庚、严鹄的话来说就是:无处可用。而保护伞也是要比大小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核心竞争力是权力的大小。比如在封建权力的核心——北京,好财的万历皇帝,为了开自家的皇庄,拆除了福王和潞王的产业,丝毫不讲任何规矩。贵为王爷的福王和潞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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