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的焦点是五岁的儿子判给谁，我要儿子归我，她对我的律师说：“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嫖客能培养出品质优秀的儿子来。”
我简直愤怒到了极点，我跟张秋影是由认识而后才上床的，是有感情的，而且我除了张秋影外从来没嫖过娼，怎么能说我是嫖客呢？
这半年来，我一直在反省自己的罪恶，并企图让时间冲淡和磨洗掉妻子的仇恨。我现在租住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间民房里，重新开始当自由撰稿人，写一些杀人放火的稿子，挣一点小钱维持生计。心里空虚时，就钻进网吧上网打游戏，或找一些无聊的人聊更为无聊的话题，诸如是否卖一些兵马俑到国外换钱给下岗工人买饭吃，还有法轮功是否能把人带到另外一个天堂等，反正不聊女人也不跟女人聊。我作为一个生理上的男人已经基本上报废了。
世纪末的人们，大都是不计后果地活着。因此，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不敢干的事。
穷人的心理中有一种杀富复仇的欲望，他们都希望富人被谋杀或出车祸死于非命，巷口里光着胳膊就着花生米喝劣质酒的穷人们在谈到某有钱人或某领导干部被杀被枪毙的新闻时，脸兴奋得通红，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好像喝进去的是富人和贪官的血，很有营养。我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就拎半瓶酒挤在巷口跟他们一起说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话，同时把听到的一些杀人放火的传说编成纪实拿到报纸杂志上去换钱。卖鱼的胡四时常拍着我肩膀说：“你也该枪毙，抽阿诗玛烟，喝的酒也值十几块一瓶。”我给他们每人倒上一杯，争辩说：“抽阿诗玛就要枪毙，全国还不杀得尸横遍野。”其实我抽的是两块五一包的“天堂”烟，因为想跟他们套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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