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咬着牙买一包好烟的，毕竟以前我有过钱，我时常总是想起孔乙已是穿着长衫喝酒的。
最近的稿子不好卖，各刊物和报纸都有了自己的法制记者，我这个没身份的人去案发现场常常被警察轰出去，有时候，他们还在我面前晃动着手铐警告我。听来的故事报纸杂志由于怕吃官司也不敢轻易采用。《红裙子》杂志社要我深入到暗娼中写一个长篇纪实文学《女大学生走进夜总会》，千字三百。想起自己三十多岁的人还要做小偷一样去勾引女大学生窥探少女的隐私，我感到无比窝囊。我对《红裙子》编辑部主任王娟说：“如果我再年轻十岁，也许还能勾引到女大学生，更何况我现在一贫如洗。”王娟在光线很充足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没有钱，我们可以预支一部分稿费给你。”那神情很像一个恐怖组织领导人在向手下布置一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暗杀任务。我说：“即使我有钱，也不能勾引女大学生。”王娟用纯技术性的语言对我说：“我们要的是夜总会里女大学生勾引你，而不是你去勾引女大学生，你必须拿出第一手材料。”
阳光从窗口渐渐撤退，我看到一截雪白的少女的大腿悬挂在编辑部的墙上，是一个女性丝袜的广告。我说我不干。
城郊结合部居住着大多数是从乡下来城里拾破烂的、贩菜的、杀猪的、卖鱼的、逃避计划生育的、拐卖妇女的、卖y嫖娼的、造假证件的、卖假酱油的等各类社会闲杂人员，这里房租便宜，治安管理漏d大，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天堂，我混迹其中，并不是想违法乱纪，而是想省一点房租买一碗面条吃。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已使我越来越接近于一个无处藏身的盲流，我已没有自信和尊严，这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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